人力资源虚假过剩背后的隐忧

号称史上“最难就业季”来临，中国699万大学生被无情抛入劳动力市场，在经济下行压力至剧的背景下，不及一半的工作签约率，可能在数据意义上表征着这个国家的人才充盈程度。但是，当这一群体走出校园的围墙，无论是就业还是待业，嵌入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轨道时，他们已不是一个庞大的数据，而是一种紧促的压力，提醒着这个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实际上，在一个人才供应仍然不足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上百万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真的人力资源过剩了。即使单纯看高等教育人数占中国人口的比例，它也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同类数据要低很多。数据背后的现实是，我们的人才供需机制一直存在着较大错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非均衡发展，知识普及型教育与专业技能培训的非均衡设置，及其与经济社会需求的不对口，使得人才“供过于求”与“供不应求”的现象同时并存。我们试图通过高校“扩招”来延迟就业高峰的到来，这在时间意义上取得了成功，但在实际进程中，由于我们没有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去优化人才的供需模式，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在今天要偿还更多的大学生“就业债”。

与之相应，区域间的非均衡发展，优势资源的非均衡分布和流向，也使得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虽然有媒体不断在挖掘毕业生逃离北上广的典型案例，但是，比起那些一个又一北漂，所谓逃离只不过是善意的舆论导向，而非总体情况的真实写照。中心城市的人力资源过剩与欠发达地区的人才紧缺，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反映出这个社会在身份认同、机会获得、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建构“公平”，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令人关切的是，人力资源虚假过剩将带来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首当其冲的，将是“读书无用论”的再度兴起。根据教育部公布的一组数据，到2013年，高考人数已连续5年下降。2009至2012年，全国共有300万高中生放弃高考，占毕业生总数的10%。而这之中，农村弃考生占比日重。对于弃考生而言，就业竞争和高昂的学费、生活费，是他们选择放弃的现实理由。与其将来千军万马捉对厮杀抢争一个技术含量很低的岗位，还不如提前进入社会占一个坑，这并非不可理喻。但是，当大批持“读书无用论”的弱势农村学生走向社会时，新一代的“知识贫困”人群将再度形成，并可能产生一种恶性的代际遗传，进一步拉宽城乡社会的鸿沟。对于正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轨道上飞奔的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更为关键的是，大量人才待业在中心城市，漂泊在社会边缘，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就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不容回避的重要社会问题。它表明这个社会正常、有序、常态化的阶层流动机制出现了很大问题。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读书是改变人生轨迹、实现社会地位跃迁的主要渠道，尤其对于清寒子弟而言，这更是唯一通道。

但是，城市给予了他们什么?高房价、高房租、户籍的障碍、身份的歧视、关系网的压迫、创业空间的逼仄、毫无保障的社会救助和吸纳机制，这一切让年轻人的梦想过快地成为噩梦。庞大的大学生待业群体在“阶层固化”的社会背景下，不可能一味地沉默，学会了电脑、上网、微博、微信的新一代知识群体，有能力、有时间、也有动力对于社会秩序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于解构或建构新的秩序采取行动。

可资比照的历史是1905年，清王朝骤然取消科举制，在没有建立制度化的社会吸纳机制的情况下，读书人一夜之间竟然发觉自己无处可去、无业可凭;而每年从各类学堂毕业的大批学生，同样无法实现阶层流动。社会边缘地带聚集的不仅仅是人，还聚集着对于社会的怨愤和群体性不满，它们为社会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充沛的人才人力和心理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种极端的历史案例，表明一个社会缺乏阶层流动性的严重后果。而最新的事实是，中国顶尖人才的流失量已居世界第一，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人才滞留率平均高达87%。联想到时下广泛流传的财富精英移民海外的新闻，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力资源过剩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传说；而对于人才供需机制的优化重组，对于社会流动机制的重建，却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