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用工荒调查：打工者为什么不想再做“候鸟”

距离2012年春节还有3天的时候，收拾完最后一件行李，22岁的李贤贤决定不再做往返于家乡和异乡之间的“候鸟”。对这个来自济宁农村的姑娘来说，这是她在青岛打工的第四个年头。

　　　　决定做得有些艰难，却并非率性而为。李贤贤花了一年时间思考去留。最终，她以回去结婚的理由说服了自己，显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整天在流水线上，干烦了，干倦了”。

　　　　李贤贤们的出走无疑成为这座沿海城市又逢“用工荒”的生动注解。自2007年春节假期刚过，青岛当地媒体首次刊出“用工荒”3个字后，与此相关的热议几乎从未停歇，每年春节后尤甚。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有的企业能在这场“荒”中置身于外？众多企业抱怨“用工荒”的同时，许多打工者却抱怨工作难找——这其中的矛盾如何解释？生存夹缝倒逼企业和打工者作出怎样的选择？

　　　　追问中，中国青年报记者试图通过深入调查逼近“用工荒”真相。

　　　　说到底是“好企业荒”

　　　　1300元、1500元、2000元——青岛校企英才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铭脱口而出从2009年起年年递增的当地企业招聘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2012年春节过后，这一数字已涨至2400元。

　　　　在青岛多个劳务市场里，有的企业初六就开始正式招工。不少企业的招聘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人越来越难招了。”为吸引更多员工，许多企业的招工简章上纷纷写有如下条款：保证不加班、每年组织集体旅游、提供夫妻间、给予优秀员工出国进修机会。还有企业在承诺的工资数额后特别标注：绝无浮夸数字。

　　　　一生产毛绒玩具的外资企业招聘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该企业今年的工资涨幅远超2011年，不仅如此，给新入职的夫妻员工的租房补贴由每人每月50元提高到100元。

　　　　当本报记者穿梭于青岛汽车北站的劳务市场时，有一招聘人员主动上前搭讪介绍企业情况，并承诺可打车带记者前去厂房参观，“没关系，公司给报打车费”。

　　　　和众多沿海城市类似，用工紧张的现象在青岛已不是新闻。2010年本报记者采访青岛市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秘书长陈兰涛时，他对当年青岛劳动力市场的判断是“高中低端人才全面告急”。在他看来，2011年的“用工荒”受到楼市遇冷等因素的影响略有缓和。

　　　　在吴铭印象中，从2006年起就已初现的缺工现象，已逐步影响到当地企业的正常运转。陈兰涛举例，因缺工严重，某知名跨国通讯公司每月50万台的全球订单根本无法完成；某猎头公司声称，该公司不缺客户、缺人才；某机械制造企业缺20多个实习生，先后联系4家学校，均被告知所有学生已被外派……

　　　　类似信息源源不断地被反馈回来。而延续至今的“用工荒”问题同样为劳务派遣公司带来极大压力，培训和招聘成本明显上升，吴铭坦言自己的公司2011年损失较大，为此公司增加了开设服务平台的业务以期缓解。

　　　　“用工荒”中，一些企业的镇定自若成为别样风景。吴铭举例，一些规模较大的国企以及颇具实力的外企由于有着稳定的员工招聘来源，从未受到此类问题的困扰。与之对比，喊“荒”的多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就劳动力总量而言，‘用工荒’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到底还是‘好企业荒’”吴铭认为。

　　一方招工难，一方求职难

　　　　与劳务市场里的热情推荐、招工企业街头的卖力吆喝相比，节后找工的求职者们显得心事重重、举棋不定。

　　　　“说实话，找份满意的工作真的很难。”23岁的小雷来自河南濮阳，今年来青岛求职前曾辗转于河北、深圳、内蒙古等多地打工，随着打工经验的丰富，对工作难找的感触愈加深刻。

　　　　工资高、待遇好、五种保险全上……他瞥了瞥几家企业招工简章上的承诺条件，淡淡地说了句：“很多都是骗人的。”

　　　　在6年的打工生涯中，小雷干过餐饮、在服装车间的流水线干过、当过建筑小工。总结自己的打工经历，他说，“很多企业承诺的往往兑现不了。”比如工资拿得远没有简章上写的高，刚开始不错的伙食会在一两个月后突然急转直下、直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加班时间越来越长、辞职时当初承诺返还的押金没有一次要得回来……

　　　　再一次面对眼花缭乱的招工简章，小雷不得不提醒自己须谨慎。

　　　　而在公益服务机构任职的薛超最近在做一件事：体验式面试。他频频向招工企业递交简历，频频参加企业面试，只为证实：“用工荒”的原因是真如一些企业指责的工人们嫌工资低，还是另有隐情？薛超是青岛市城阳区新市民家园的主任。新市民家园 是城阳区区委、区政府扶持的一家公益性服务机构。它地处城阳区工业园，周边有300余家企业。这家服务机构通过活动、培训等多种形式，可服务外来务工人员3.7万余人。

　　　　在向青岛一家生产日用品的外资企业递交简历后，薛超和十几名有求职意向的打工者被厂家带往实地参观。到了车间，薛超发现眼前的一切和招工简章上写的有天壤之别：车间内粉尘飞扬、工人表情僵硬动作机械，问负责人如何计件，对方竟回答不清楚。不仅如此，这家企业不给工人交社会保险，工人须每天上12个小时班，每月仅休息两天。

　　　　薛超的其他几次企业面试也与以上经历如出一辙。结合自身体验以及身边工友们的经历，他认为，不少企业都存在克扣工人工资的现象。“事实是，不是工人难招，而是工人难找到好的企业。”薛超说。

　　　　在青岛的一些企业聚集地，企业对工人的好坏，往往会在工人中间口口相传。薛超举例，一家生产石油机械的公司为许多工人青睐。这家公司每天确保8个小时工作时间；因配件成本高，当工人状态不好的时候允许工人休息。“企业的管理者是真正为员工服务而非暴力管理者，工人享有真正的尊严和幸福感，在这样的地方工作，谁愿意频繁跳槽？”

　　　　随着打工者的流动，他们与企业之间的信任裂痕日渐增长，而劳务派遣行业的乱象在某种程度上又拉大了这一裂痕。

　　　　“目前几乎所有企业都在做劳务派遣，非法中介越来越多，很多非法中介通过克扣工人工资及保险费等方式获取利润。整个行业监控力度差，这无形中导致工人和企业之间互不信任。”吴铭举例，某企业从未向其招收的大学生收取集体宿舍押金，却向与其签订合同的工人收取每人100元的住宿押金。

　　　　“对我来说，企业就是打工赚钱的地方，不会有什么认同感。”来自临沂的小刘坦言。

　　　　2012年1月，新市民家园针对200名在青岛工作的新市民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30%的被调查者表明自己年后将离开青岛。结果显示，工资待遇低、福利有限，晋升及奖惩制度不完善；工作环境及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加班较多，工作累，且工作与收入不成正比；放假时间短，节日期间请假难；工作及企业缺乏吸引力，没有归属感等成为员工辞职的主要原因。

　　临时工市场异常繁荣

　　　　一方是发生“用工荒”的企业，另一方是因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等不愿委屈自己的打工者，在共有的生存压力之下，临时工现象增多。

　　　　没有合同束缚，有一定自由度，不用担心请假不好请，也不必过多受劳动强度、提升空间等因素干扰——据薛超观察，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开始加入临时工大军，不少企业也对临时工日渐依赖。

　　　　新市民家园做的调查报告显示，三成被调查者属于临时工，而这一工作性质决定了这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本身流动性较大。非法黑中介应运而生。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急需人手赶制订单的企业和有意愿的打工者牵线搭桥，再从中赚取提成。目前临时工的市场价格一般在每小时7元～10元不等。

　　　　临时工市场的繁荣远非一般人能想象。据薛超了解，有的黑中介一天最多能运送两三千名临时工赶往各个工厂。他曾亲眼目睹过一辆9人坐的小面包车内，居然一次性塞进18个成年打工者。

　　　　青岛市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对短期工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青岛的短期工以男性、中年、普通工人为主，多数集中在建筑施工行业及化工、机械制造行业，工作时间较长，70%的受访者表示每周工作时间在56个小时以上。

　　　　显然，临时工的大量涌入给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打工者们心理带来了一定冲击，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去留。薛超曾听到在附近企业工作的工人们抱怨，这些临时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且赚的钱不比自己少。薛超认为，“这可能刺激更多人加入临时工行列，从而加剧一些企业的‘用工荒’现象”。

　　　　薛超担心的是，临时工市场暗藏的诸多陷阱：没有劳动合同意味着临时工的权益得不到保护，社会保险问题怎么办？一旦出了工伤谁来负责？

　　　　上述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的信用问题(如拖欠、克扣工资等)确实是青岛的短期工反映最多的问题。

　　　　对企业而言，雇佣临时工同样是出于无奈。“每雇佣一次临时工，就意味着需要从头开始培训，培训成本必然会有所上升，加上临时工多数都是非熟练工，难以保证订单完成质量，对企业长久发展显然不利。”薛超说。

　　　　亟须调整“两个结构”

　　　　如今，陈兰涛仍然坚持自己两年前的看法，认为“用工荒”现象在较长时间内不可逆转。

　　　　在他看来，诸多原因导致该现象出现。

　　　　首先，第一代农民工目前已人近中年，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愿再外出打工；比如，很多企业前往西部安营扎寨，当打工者发现在家门口企业工作就可以赚得同外出打工一样的钱时，还有什么理由外出呢？

　　　　回乡没多久，李贤贤便发现，有亲戚在离家不远的一家手套加工厂工作，月工资2800多元，而自己在青岛打工时每天加班才能拿到这么多钱。薛超和工人们曾算过一笔账，如果在青岛这样的沿海城市打工，每个月的生活成本大概如下：吃，400元；住，200元；电话费，100元；衣服，平均每月110元(按最低标准算:一年买3双鞋300元，裤子400元，上衣500元，包、首饰等100元)；业余生活，400元(包括买生活日用品200元，娱乐100元，人情往来100元)。

　　　　“如果月工资2000元的话，按以上开支，每年能节余8000元左右，事实上往往存不了这么多，可见在城市生活成本高，也是很多工友返乡的重要原因。”薛超说。

　　　　其次，新生代劳动力数量减少；再次，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沿海城市生活成本高，城市吸引力不足，他们对工作环境舒适度的关注远甚于父辈。不同于刚打工时的迷茫，如今的小雷对新工作有着很清晰的标准：工资高些，不要太累，工作环境整洁，住宿要有洗浴间，餐厅要大，最好要有一定时间看书学习。如果可能，他希望早日结束漂泊的打工生涯，做一名图纸设计师。

　　　　在薛超看来，打工者之所以频频跳槽，很重要的一点是缺乏很好的人生规划，在他身边不乏有工友一年间换七八个工作。但薛超认为，“这样成本太高”，他建议打工者先学技能，谨慎跳槽，循序渐进地完善职业生涯。

　　　　为缓解很多企业缺工严重的问题，陈兰涛认为，目前亟待调整“两个结构”：调整城市的经济结构，减少对制造业的依赖，应发展以服务业为导向、低碳、高附加值的行业；调整人力资源结构，鼓励更多大学生去基层工作。

　　　　不过，李贤贤从未将自己的决定和这场令不少企业谈之色变的“用工荒”联系起来。准确地说，她压根儿没听说过“用工荒”这3个字。对已离开的这座城市，她有种“特别复杂”的感情。再过两年半，在青岛上大专的弟弟该毕业了，她希望弟弟能留在青岛成家立业，这样她就有充足的理由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市，就跟当年姐姐对她的期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