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未来宏观政策应转向促进就业

首先，受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今明两年我国制造业需求出现下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机器替代人工劳动的趋势日趋明显，而服务业的扩张趋势也开始显现。所以，从上一次危机到这次危机，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和分配结构将进一步向服务业转移。从总体上看，我国工业领域从业劳动力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偏高，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偏低。

　　其次，今年，学界对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通过这些数据可能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首先提出一个概念，在合理的工资价位上的劳动力需求能力。主要有三个因素，首先，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第二，物价水平在提高；第三，农业收入在增加。我国有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的这种说法已经不能成立。刘易斯拐点假设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接近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时候，农村剩余劳动力接近零的时候，刘易斯拐点才消失。但是，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根本无法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相比，这两个假设达不到，所以，现在提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为时尚早。

　　最后，今后对劳动就业的关注要从对供给压力的关注转向对需求压力的关注。以前，一谈到就业问题就会说我国劳动力人口太多，供给压力太大。我估计未来十年就业需求不足带来的压力可能比供给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原因是，随着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技术替代人力。

　　我认为，从今年十月份开始到明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将越来越严峻，所以今后的宏观调控主攻目标应该从防通胀、稳物价向促进就业转变。